先秦阴宅风水
先秦阴宅风水的发展历程
一、先秦时期的风水萌芽（一）洞居或树居
原始社会的人类，为了抗御自然界寒冷暑热及野兽的侵袭，而择居于山洞或树上。据传我国远古有巢氏发明了巢居，轩辕氏发明了穴居。巢居是人们依树而居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地势低洼和气候湿热地区或季节被广泛使用。《庄子·盗跖》：“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在地势高亢和寒冷的地区或季节，人们则选择天然洞穴作为栖身之地，如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等均是依洞而栖的。正所谓“夏则居橧巢，冬则居营窟”。
这种择居条件，除考虑树木是否牢固，洞穴会不会塌方的安全之外，也会考虑到位置的适宜、阳光的照射、气候的变化、通风采光等因素。这种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观点，即是中国风水的原始观点。巢居树上或栖居山洞，既是我国建筑工程或者是建筑学的萌芽，也是中国原始风水的萌芽。
（二）聚居与半坡遗址
大约到六、七千年前，人类已发展到氏族社会。人们过着母系氏族群居生活，由原来动荡不定的采集、渔猎、游牧、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发展到相对稳定的农耕生产生活，为了生存和生产的便利，导致了择地而居的需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氏族村落，大多都选择在近水向阳的台地上营建氏族聚落。着名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就坐落在一块面临浐河的凸地上。
从半坡村考古发现的四十余座建筑基址中，建筑或方或圆，住房建筑群环绕中央广场布置。中央偏东有一座面向广场的方形建筑，属仰韶文化时期有代表性的一个原始聚落遗址。
从环境看，半坡遗址坐落在浐河东岸的台地上，这里河川纵横，田野肥沃，是着名的八百里秦川，南边有白鹿原和连绵的秦岭山脉，浐河有取之不尽的生产和生活用水。整个村落坐落于河边的台地上，既方便用水又可避免水患。
从方位上看，遗址中的房屋体现了朝阳的原则，房屋基址大体朝南，体现了傍水朝阳择地营建的特点。
从规划上看，村落面积有一万多平方米，由居住区、制陶作坊和公共墓地三部分组成。在居住区的周围，挖掘了一条长约三百米，深达五六米的防御性壕沟。
据不完全的发掘，在离半坡不远的浐河、泮河中游长约20公里的河岸台地上，类似的原始村落就有13处之多。
类似半坡遗址的聚落建筑，同样出现在陕西西安西南20公里的沣河两岸；在山西芮城西南16公里风陵渡东1。5公里黄河北岸的坡地上，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种类型；在陕西的姜寨遗址和郑州的大河村遗址也有发现。
从上述考古发现，原始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江河两岸的坡地或台地上，或依陵阜山岗而筑，或傍水而建，或位于江河转弯的“汭位”与两河交汇处，具有明显的依山傍水、朝南向阳的特点。随着原始聚落的不断营建与经验的总结，对后期聚落地址的选择有了可供借鉴的案例，这些聚落建筑为风水文化的萌芽提供了土壤。
（三）风水萌芽的种子
河图、洛书与八卦的出现，成为风水文化萌芽的种子。
据《周易·系辞》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包牺氏就是人文始祖伏羲氏，传说他一画开天，开启了华夏文明的先河，他教民结网、狩猎、捕鱼。在黄河流经洛阳北面的孟津河段，传说有一匹龙马，背负一块玉版跃出黄河献给伏羲。玉版上有黑白色的小点和一些奇怪的图案，因这块玉版来自于黄河，史称河图。伏羲氏根据这些图案的启示发明了八卦，俗称先天八卦又称伏羲八卦。河图的出现与八卦的发明，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八卦体系中以“——”代表阳，以“— —”代表阴，阴阳的概念就产生了。
河图也称先天本体宇宙图，或称广义宇宙图，揭示天道运行的规律。图中有五十五个黑白点，代表天地之数五十五。其中白点为奇数，一、三、五、七、九代表阳，又代表天数；黑点二、四、六、八、十代表阴，又代表偶数，这样“数”就产生了。在这结绳记事的年代，数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河图的数理成了后来《青囊经》“一六共宗，二七同道，三八为朋，四九为友，五十同途”的出典。
伏羲的先天八卦中，乾、坤、艮、兑、震、巽、坎、离，分别代表天地间的八种物质，即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并将它分置于八方，天地八方的位置也确定了。八卦的发明不但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是风水文化的源头。
约前二十二世纪末，传说大禹受命治理洪水，疏导河道，凿开了龙门，使龙门南面的湖水流入洛河。传说在湖底有一只大乌龟，龟背上现出排列有序的斑纹，史称洛书。后被周文王演成后天八卦，也称文王八卦。洛书被称为后天宇宙图，讲的是地道运行规律。
洛书有九个数，其中一、三、五、七、九为阳，二、四、六、八为阴，他的特点是五在中央，其数按九宫排列，横竖对角之数相加都成十五之数。古人将其数字组合方式的特点归纳为一个口决，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其中。大禹根据洛书的启示，疏通九河将天下分为九州。大禹治水这史诗般的英雄壮举不但奠定了华夏九州的格局，洛书九宫图也成为风水文化源流的奠基石。其中洛书的义理也成为《青囊经》“中五立极，临制四方，背一面九，三七居旁，二八四六，纵横纪纲”的出典。
先秦时期的风水活动
（一）商周的都城选择与营建人类社会史上，城市的初现是一项重要的里程碑。中国都城的选择与营建，乃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周礼》开宗明义的纲领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高官分职，以民为极”。商周时期，卜筮之术兴盛，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龟甲成为不易之道，《周礼·春官》记载：“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
夏商周三代，都城迁徙无定。据《尚书序》云，商民族“自契至成汤八迁”。自汤之后，仲丁迁嚣，河亶甲迁相，祖乙迁耿，南庚迁奄，又凡四迁。频繁的迁徙，都是经过巫师观察地形，并且预卜吉凶之后才进行的。后来又经过了盘庚迁殷，公刘迁幽，古公亶父定都岐山，文王居丰，武王居镐，几经迁徙而逐渐强盛，最后灭商。
1、盘庚迁殷
《尚书·盘庚》篇记录了盘庚通过占卜决定迁都，并以占卜得到上天支持为由，动员臣民迁都的过程。篇中有“非废厥某，昂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管贲”的记载，表明了盘庚不是不重视众人的意见，而是迁都这至善之举是由神灵启示，不敢违背占卜的结果，以此来光大美好的事业。
盘庚是商王朝成汤的十世孙、商朝的第十九个君王。商王朝在大戊中兴之后，走了很长的下坡路，商王朝被迫连续迁都五次，盘庚又通过占卜将都城迁到殷地，即今河南安阳，成为开启殷商文明的转折点，开启了商王朝的复兴之路。
2、公刘迁豳
周朝的始祖后稷建都于邰（今陕西武功县），至公刘时代，为了向东发展，决定迁豳（今陕西旬邑西南）。《诗经·大雅·公刘》篇记载了公刘相地卜宅的过程：“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这是周人自述其创业历程的史诗，用简朴的语言勾画了周族的领袖公刘率领众人翻冈越原，登高了望，相其阴阳，观其流泉的过程。描绘出一行族人长途跋涉，边走边谈，欢声笑语的场面。他们走到了流水的泉边，了望宽广的原野，登上南边的高原，察看水源的流向，其中“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还被认为是后世风水师称为阴阳先生的出典。
3、古公亶父迁岐
《诗经·大雅·緜》记载了周民族的祖先古公亶父，带领族人相土观水，卜宅迁都西岐（今陕西岐山北）的事。“济河惟兖州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惟木惟条，厥田为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从这里可知古公亶父迁都西岐的过程中，也是“爱始爱谋，爱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斯”。
后来文王迁都于丰（今陕西沣河以西），武王迁都镐京（今陕西沣河以东），是随着商周之间战争的结束而做的调整和改变。
4、周都迁建洛邑
灭商之后，辅佐成王的周公根据武王的遗愿，计划营建新的都邑，经多方考察，选中了洛邑这个地方（今河南洛阳）。据《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决定迁建洛邑，并委派太保召公主持此事。《周书·召诰》篇对这次相宅过程作如下记载：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
惟太保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候、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从风水角度看，召公选定洛邑营建都城的地址，玄武方北依邙山，朱雀明堂以嵩山为案，左右龙虎以成皋、渑池为护，瀍涧两河在这里交汇，山环水抱，是个理想的风水宝地。这次迁都对于周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我们研究商周时期的风水理论提供了经典的案例。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在商周时期，风水文化的吉凶观念已经形成，判断吉凶的方法主要依据甲骨卜和筮占之术，在时间选择上，择吉术也被运用到风水文化的实践中，在空间上也有了阴阳、八卦方位，和冈阜与流泉勘察实践。
纵观商周时期的都城选址，我们可以发现都城选址一般都在河流的两岸，河流不但提供交通的便利，解决都邑用水的问题，在农耕的社会里也为农业生产提供灌溉的水源。同时，都城往往选址在气候适宜，物产丰富之地，这样才能为一个民族的兴旺提供良好的环境和物质保障。
古代的人如此重视阴宅风水？
中国人思想中敬重“灵魂不死”、“天人合一”观。早在中国古代就有了较为系统的灵魂不死的思想。随着佛教的渗入和广泛传播，形成了一种以业报轮回为核心内容的灵魂不死观念的变相。借鉴和利用佛教的五蕴说，中国近代思想家指出，人是由物质性的血肉之躯和精神性的灵魂构成的。由各种物质的、化学的元素构成的肉体的存在是短暂的，它最终要分解而消散，而人的精神、灵魂却万古永恒。康有为认为，人死后灵魂（精气）“可附入他体而神识不昧”（《礼运注》）。谭嗣同宣称：“灵魂者，即其不生不灭之知也。”（《仁学》）梁启超则断言：“死者死吾体魄中之铁若余金类、木类、炭水粉、糖盐水若余杂质气质而已，而吾自有不死者存，曰灵魂。”（《余之死生观》）在此，近代思想家利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在古老的五蕴说中加入了化学元素的新成果。根据当时新发现的化学元素说，他们宣称宇宙间的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各种化学元素按着不同方式、不同数量、不同结构的排列、拼凑、组合的配备，人体也是如此。碳、氢、氮、氧等各种元素聚集，人有了四肢五官百骸，组合成了人的血肉之躯。人死之后，各种元素便会消散，复归于原来的状态。于是，由它们凝聚成的躯体也会荡然无存。由此看来，人的躯体是由各种元素拼凑的假相，而佛教灵魂不死所具有的道德威力却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因为先人死后灵魂不死，所在后人在祭典时或心中默默祈祷，或口中念念有词，祖先神可以享受祭祀，倾听祈祷。通过祭祀可以与祖先沟通。灵魂不死观念的产生，极大的满足了先民们的思亲之情，同时也给墓葬注入了文化的新内容。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认为：“一个墓穴，或以石冢为标记的坟丘，或是一处集体安葬的古冢，这些东西便成为地面上显而易见的人工目标，活着的人会时常回到这些安葬地点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或是抚慰他们的灵魂。”同时，也表明了那时先民的思辨能力，向文明又迈进了一大步。当然，从单纯的思亲之情，到灵魂不死观念上的转变，有一个相当长的互容阶段。
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道家把死看成是一种休息，即息我以死，从而取消了生与死的对立，既然死是一种休息，因此风水观尤其看重死后长眠的场所，它要求这些场所依山靠水、阴阳协调、静谧祥和。道、佛俩家主张超生死、得解脱，这一主张也对风水观中灵魂不死、祖先有灵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灵魂不死、肉体不灭认为灵魂必常住肉体而超生，人们超生死得解脱的道路不是圆应寂灭，而是肉体成仙，此种观点自先秦以来就已存在并一直影响着风水观的发展，因此后来的风水思想尤其重视死后肉体入土为安并能得到一块葬身之地，希冀通过阴阳轮回早日转世回到人间
即便是被尊奉为“圣人”的孔子，在找到父亲的墓地后，又迁来母亲的遗骨与之合葬。孔子不由地感叹道：“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礼记·檀弓上》）这位崇尚古制的先贤，为了亲情，便于岁时可上坟祭祀，“于是封之，崇四尺”，破了“墓而不坟”的古制。南宋理学家张栻说：“周盛时固亦有祭于其墓者，虽非制礼之本经，而出于人情之所不忍，而其义理不至于甚害，则先王亦从而许之。”祭告亡者于墓，还是为了亲情、合义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