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美的寺庙：杭州·永福寺
杭州灵隐寺上面，藏着一座网红寺庙——永福寺。当年冯小刚导演为拍摄电影唐山大地震来此勘景时，不禁感叹“这里应该是中国最美的寺庙。”权威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也把永福寺，选为到杭州的必游之地。
寺里的大和尚月真法师，去年底赴日本，和大德寺瑞峰院的住持联合举办了“禅心墨缘”书法展。也是经由这次展览，我们才了解到一段湮灭已久的历史：那是400年前，明末清初，一批僧人东渡日本，带去了中国当时的先进文化，掀起了近代之前华夏文明最大一次“海外热”。这些前辈们在日本留下了大量墨宝，月真法师花了十多年时间收集，将这些墨宝回归中国。他自己也修习书法，佛法书法，法法相扣，他给我们讲述了书法传承文化的故事。
2017年11月3日，日本大阪中央车站附近，一栋十层高的现代化大厦里，一场意义非同小可的展览静悄悄地开幕了。
在场的人外表看起来平淡无奇，实际上却都大有来头。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一位是京都大德寺瑞峰院的住持前田昌道，还有一位是杭州永福寺的都监月真法师。
月真法师和前田昌道住持
大德寺的名号，茶圈里知道的人或许多一些，这里是日本最早的茶道文化中心。创立了正宗日本茶道的千利休大师，当年正是跟着丰臣秀吉到这里来参禅。
国内曾经一度风靡的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中的主角一休，也当过大德寺的住持。
杭州韬光寺，知道的人可能更少一些，它和永福寺一起，是藏在灵隐寺上面的两座寺庙。这里有“钱塘第一福地”的称号，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西湖，但是从杭州城的任何一个角度都看不到它。
月真法师和前田昌道住持，联合举办了“禅心墨缘”书法展。
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可是，这个展览的缘起，却远比这个当代纪念更为深远，要追溯到400年前。
那是明末清初，有一批中国的高僧，陆陆续续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东渡日本，带去了最新中国文化，掀起了日本近代以前最后一次大规模“中国热”。
月真法师书法作品
前田昌道书法作品
这股因寺庙而起的文化潮流，自此之后几乎断绝。直到四百年后，月真法师和前田昌道两位高僧因此次展览，并坐而谈，交流书法和佛法的心得。
断裂的传统，在这里被重新接续。
月真法师说：“中日僧人之间的墨迹展，是第一次参与，这是殊胜的因缘成就。”
除了隐元，这批东渡高僧中，另一位影响巨大的禅师叫做东皋心越。东渡之前，他曾经在杭州永福寺隐居6年，永福寺，也正是月真法师如今的隐居地。
东皋心越在日本被尊为“古琴复兴之祖”、“篆刻之祖”。当时七弦古琴已经在日本失传五百多年了，心越在日本重新复兴了琴道，他带去日本的三张古琴，其中一张后来由德川家收藏，现在是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他去世后，根据他的传谱，其弟子收集整理，撰写了《东皋琴谱》，后来多次重版，成为日本音乐学校的教科书。
东皋琴谱
心越是日本篆刻艺术的启蒙者，他传授的中国篆刻的传统和技法，让日本人“第一次领略到篆刻的妙趣”。他带去的《韵府古篆汇选》，成为当时篆刻的主要工具书。
对这批东渡的中国高僧所做的贡献，日本人也感念至深。隐元还在世时，当时的日本天皇便赐予他“大光普照国师”的尊号。隐元圆寂后50年、100年、150年的时候，日本天皇都授予了他新的国师法号。
东皋心越逝世150周年的时候，大阪专门举行了纪念琴会。1995年，东皋心越逝世300周年，日本高崎少林山达摩寺举行了大法会。
隐元《书法十二屏》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日本书画界、音乐界、宗教界的人士来到中国寻根访祖，想要追寻这些高僧们东渡之前的足迹。
也正是因为这些日本人士，月真法师越来越关注这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
四百年后，重新传承
“这些人的东渡，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功绩，就是四百多年以来，中国曾经的传统在日本一直传承下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在这方面的传承却已经断掉了。”月真法师说。
隐元东渡后，在京都宇治新修了寺庙，按照中国故土的寺庙命了名。庙宇建筑、宗教仪式也完全按照中国的方式进行了复建，今天我们如果去到现场，看到的仍旧是400年前明末清初的中国传统的样子。
这些高僧当时东渡日本的一个大背景，是明朝覆灭，清军入关，汉人试图在中国南方“反清复明”。
永福寺住持念顺法师，同时也是一位古琴大家
“清朝对于很多汉族文人来讲，它是一个异族异国，当时很多有气节的人，为了不发，要么选择隐逸山林，削发出家，要么选择去了日本。”
隐元东渡日本的时间是1654年，离崇祯帝景山自缢过去了十年。这十年，清军到处屠城，全国人口骤降四千万。
东皋心越的东渡，比隐元更加具有悲剧性。
当时已经是1677年，清朝进入康熙治下，统治基本稳定，南明政权大势已去。然而心越的家族，一直是“反清复明”的坚定支持者。他之所以8岁幼龄出家，就是奉父亲之命，不愿意剃发当顺民。出家之后，他也在继续参加抗清复明的斗争。
他的东渡，似乎是在一种特别仓皇的状况下进行的。后人猜想，他部分是因为本身的政治立场在本国无立足之地，被迫东渡的。
“他到永福寺其实也是一种避难，整个国家已经是那样的一个态势，某种意义上，他是逃难过去的，根本没想到会回来。”
永福寺在东皋心越东渡之后不久就废弃了。后来虽然重建过，但是清末就已经彻底废弃。
1980年代以来，不断有思慕东渡高僧的日本人来这附近寻祖，然而他们看到的，只有一片荒芜的废墟。
直到2003年，月真法师主持重建杭州永福寺。两年多以后，永福寺重建完成，被称为“中国最美寺庙”。
整座寺庙没有采用传统寺庙的中轴建制，而是以一种充满禅意的不对称方式，依山而建，山即是寺，寺即是山，山与寺浑然一体。
2006年，月真法师又主持了永福寺北高峰上面韬光寺的重建。与此同时，他开始致力于收集四百年前东渡的那些高僧在日本留下的遗墨，迄今为止已十年有余。
佛法书法，法法相扣
“这些出家人到了日本以后，留下了大量的书法和绘画作品。"
比如说修庙以后，要题对联，日本的很多茶室里，也需要悬挂墨宝。
"这些高僧，接受了当地人的供养，作为还礼，为他们的茶室空间写了大量的条幅，后世又流传下来。永福寺一直致力于这批书画作品的回流和收藏。”
“书法对于佛教而言，其实是一个余事，就是平时生活的一部分。过去的佛经都靠手抄，在书写这样一个日常的过程中，完成的也是一种修行。留下来这么多的佛经，也都是靠书法去传承。”
在大阪蜗庐美术馆的展览开幕式上，月真法师追溯了1200年来中日高僧之间书法交流的历史：
首先是鉴真将王羲之的书法带到了日本，其后，日本僧人来中国求法，比如空海，在中国练得了一笔好字，又把书法带回日本。
“书法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通过这个黄金纽带，1200年中日佛教的交流被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明末清初东渡的那批高僧里，有不少都是书法大家。其中，隐元创立了日本书道的黄檗流派，他和他的两位弟子，被后人誉为“黄檗三笔”。日本江户时代受他影响而诞生的书法流派“雪山流”，一直传承到今天。
东皋心越则在日本开辟了一个书画的新境界。他画的《达摩大师像》、《涅槃图》，日本人评价说：“真容凄楚，布置精妙，春云暗淡，草木入秋。”
荷兰历史学家高罗佩曾经到处搜集东皋心越的遗墨，1939年，他在日本获心越手书陶渊明古诗二首，大草八帧，结果欣喜若狂，视若珍宝。
“这一批去日本的高僧(的书法贡献)，国内以前几乎是没有关注的。随着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我们知道了，原来我们的祖师四百年前，在日本是这样传播我们的文化的，而且他们把这个文化很好地保存在这里。"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他们这些作品请回来，放在我们寺院供奉、保存，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月真法师说。
2012年11月，“明末清初禅宗高僧墨迹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94幅作品中，74幅都是永福寺从海外收集的书画作品。
目前，这批书画中的部分作品，被安奉在杭州永福寺文景阁进行公开展览。
月真法师习字多年，他自己的字，在圈内被许多专家赞赏。用余秋雨的话说，他的字“有一种可贵的轻松和飘逸”，一种“无拘无束，无羁无绊”的舒展心怀，用佛教用语可以称之为“明心见性”。
他的字，能看到王羲之的逸，颜真卿的势，赵孟頫的秀，有隶书之端雅，也有魏碑之倔强。
他隐居的永福寺中，有一个专门的书房用来写字，墙上随意地钉着几幅习作，桌上摊着大卷的宣纸，仿佛随时等待着主人落笔。而整个房间里，蕴藏的是一种可随时推门而入，提笔就写的闲适气氛。
月真法师说：“写字的话，对我来说也是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我兴至而书，兴尽而止，你若把心静下来，那么就跟道无二无别了。”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陈大中与月真法师是多年好友，“佛法上，我经常向他求指点，书法上，我们是同道中人，经常互相学习。他对书法执法的敬畏和执着，以及他对书法古法的严守和传递，我觉得真的难能可贵。”
佛法书法，法法相扣。在月真看来，“得法最多的还是出家人。"
"因为大家都抄经。写经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学习书法跟修行佛法是一样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书法如同修持佛法，始于戒律，精于定慧，妙悟般若，证于心源……在这个空间里面，书法完全可以与佛法紧密地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