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家

北京民俗文化,北京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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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堂在晚年写了一篇《北京风俗图》的短文,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了,知堂用了笔名“荣纪”发在香港的报纸上,后来收录在《饭后随笔》的集子中。老年的周二先生没有了俗务缠身,可以把所有的时间放到文字上,午后也可以懒坐在苦雨斋里,喝着宜兴紫砂壶中的苦茶,慢慢看他手中的画卷,然后写下一段回味的文字来:
 

  “画师图风俗者不多见,师曾此卷,已极难得,其图皆漫画风,而笔能抒情,与浅率之作一览无余的绝不相同,如送香火、执事夫、抬穷人、烤番薯、吹鼓手、丧门鼓等,都有一种悲哀气,若是用时式的话来说,道地写出民众的劳动生活,虽是尚在三十多年前,却已经颇有新时代的空气了……”
 

  知堂文章里说的画册《北京风俗》,便是近代美术家陈师曾先生于上世纪初画的一组风俗图,一共三十四幅老北京的水墨人物图。当时陈先生刚刚由江南到北京,供职于教育部。或许是初到京城,闲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为城中的市井之态所感伤,不惜以书香世家子弟的身份来做这样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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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生算得是近代真正意思上的大家子弟,学名陈衡恪,江西义宁晚清重臣陈宝箴的长孙,维新四公子之一、同光诗派代表人物陈三立的长子,现代中国史学巨擘陈寅恪先生的长兄,海派画家吴昌硕的得意弟子。家学的渊源和留学东洋接受新思想的经历,注定陈先生不同于一般画师的艺术追求,也注定了他要担当起继承宋元以来文人画的重任,成为近代中国文人画的代表人物。陈先生虽中年早陨,艺术生涯嘎然而止,但其“诗、书、画、印”的杰出成就,依旧鹤立于中国近现代画家之中。


  《北京风俗》画卷的历史地位,还不在于画家用一种近似漫画的笔调来勾勒市井场景,或者是用速写式的写意来描绘人物神态,彰显人物的心内世界,甚至不是后人所说的西洋油画技巧的借鉴,使得国画的表现手法有了一种突破。它更在于开拓了中国画由佛道、仕女、高山、鸟雀转向现实题材,与时代的脉搏紧扣,融思索于画卷,表达了一种全新文化思想的倾向。陈先生把绘画艺术理解为“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感想”,画家在作品中所要表现的不仅仅是“学问”、“才情”、还跟需表现“人品”和“思想”。这种创作的理念应该说是极其深邃的,甚至是触及艺术家灵魂的,即便到今天仍然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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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风俗》画册依据其绘制人物的身份,大致可分为穷苦劳力,诸如捡破烂拾荒命悬一线的,走街串巷磨剪子菜刀的,街边卖唱或卖烤白薯的,以及北京苦力象征的洋车夫等等;从事特殊职业,这些职业在今天也许已经不为人知道,像为丧家执旗打幡敲丧门鼓的,替人跑旱龙船、唱大鼓取乐的;以及老北京特有的景象,品茶当奸细的,玩鸟玩狗的,驾着大牛车满街收弃婴尸骸的。这些人物既是北京城的底层写照,也正是整个中国的写照,画家的思想从笔墨之间可以清晰辨认。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先生的风俗画在他的朋友间流转,他的朋友们无不为之而感慨,纷纷在画上题诗写词,最后一位在画上题跋的西泠耆宿童大年,已经是画家作古后二十几年后的事情。他的朋友中不凡像饮冰室主人、叶恭绰、马公愚这样的大师,更有何宾笙、陈止、金城等这样的懂他的画坛知己。
 

  懂得陈师曾的人还应该有二个,一个是大周先生,另一个是齐木匠。鲁迅与陈先生相交的时间比较长,东洋留学时矿务铁路学堂的同窗,北京教育部的同仁,一起相伴闲逛琉璃厂,淘旧书觅金石拓片,互赠书画。鲁迅对陈先生的称赞颇盛,有“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一位艺术家”之说辞,也许这是在鲁迅一生中,唯一的对他人所作的高评价。齐璜是在第二次避匪患来京城时认识陈先生的,当时他每天都在法源寺摆摊卖画刻印,以此养家度日。这一年是民国六年,公元纪年是一九一七年,齐白石五十有三。就在生活窘迫艺术停滞的当口,齐白石的画被陈先生偶然看到,他顿感眼前一亮,立刻跑去法源寺造访老画师。两人坐在摊子前,谈画论诗,交流技艺,遂成莫逆之交。陈先生以美术家的眼光,指出了齐白石当时画作的不足,并希望白石能够不拘泥古法,创造新的流派。陈先生的建议直接促成了齐白石在五十岁之后,毅然抛弃以前的技法和画风,营造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而精湛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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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二年春天,陈先生携带着齐白石等人的画作远赴东京,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革新后的白石国画轰动了画展,并入选了巴黎艺术展览会,齐白石一举成名。白石老人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到:“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画法,我听了他话,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我如没有师曾的提携,我的画名,不会有今天”。可是齐白石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他这个挚友为他的艺术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或者说陈先生为中华文化做了最后一搏。
 

  次年的九月陈衡恪病逝于南京,齐白石在北听闻噩耗痛不欲生。陈齐两位艺术家的的相交,真正是因艺术而产生的惺惺相惜,或者是艺术家的心灵间都是沟通碰撞,于陈先生和白石老人来说,彼此找到了人生的知音,乃是一种人生莫大得意的事情,并不存在后人所讲的提携或慧眼的迂腐之意。但是,很多年后很多当事人骑鹤仙去后,关于齐白石为世人知道的原因却演绎了一出新版的伯乐相马的故事。说是一九二九年九月,徐悲鸿 “三顾茅庐””,请齐白石去他执掌的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学,白石老人因此被受感动,后来又怕学生捣蛋,徐悲鸿亲自驾车接送,亲自陪同上课,于是齐白石“激动得发抖”,甚至兴奋地表示“我以后可以在大学里教书了,我应当拜谢你”,然后双膝下屈。完全是一出“没有徐悲鸿,便没有画史上那个伟大的齐白石”的意思。
 

  这个说法很流行,无论后来写他们两人交往的文字,还是有关这两位大师的影视作品,都以此版本为准。廖静文在《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一书中,最早用到这个说法。一九二九年,廖静文刚满六岁,不知道她是如何看到齐白石下跪的场面。
 

  其实这个说法还是有诸多问题的。一九二九年初,徐悲鸿已经离开北京去了南京中央大学执教,他在北平艺术学院仅仅呆了二个月,从时间上还真不足他做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是齐白石早在一九二七年,也就是二年前就应林风眠之邀,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中国画,一年后这所学校改名艺术学院,白石那年也由教师升格为教授。林风眠之所以聘请白石老人,一来早在陈师曾与齐白石相交时,他和白石也成为了交情不错的朋友,二来,此时的白石已经是闻名全国的画师了,而不是那个坐在琉璃厂卖画的老人。
 

  徐悲鸿何需多一项发现齐白石的功绩,以他的艺术成足以傲立于现代中国画坛,况且徐悲鸿与白石老人的相识相交,也神似当年陈先生视白石为知音的心态,如此的附会只是无知杜撰者的画蛇添足,小人心态,无端让大师安息之后还留下笑柄给人间。
 

  梁启超晚年曾经以七百金收藏此册,并拒绝了日本人千金易购的条件,使得此册页能够留在了北京城。此为正应了梁启超对陈衡恪的评价:“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损失,不过物质,而吾人之损失,乃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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